第04: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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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19日 星期四 出版 上一期  下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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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却旅游春风吹大庸
1983年,刘正省长(中)在张家界林场考察
张家界林场工人
1979年,来张家界摄影的新华社记者杨飞
1981年4月,香港摄影家陈复礼、人民日报摄影记者陈勃在张家界拍摄
1982年,沈从文(右二),黄永玉(左一)来张家界观光
1978年,大庸县领导研究发展旅游
1983年,电影《边城》在张家界拍摄外景
1983年,电视剧《西游记》在张家界拍摄外景
张家界森林公园成立时省、州、县领导合影
1972年,在袁家界茶场的知青
  刘国基

  1985年时,大庸县归湘西自治州管辖,1985年10月大庸改为县级市,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大庸县级市变更为永定区,成立大庸地级市,辖原常德地区的慈利、原湘西自治州的桑植两县和永定、武陵源两区。1994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

  大庸这个早在新时器石代就有人类活动的古老的湘西边地小县,蜕变为一个年轻的旅游城市张家界,正是改革开放春风在中华大地上写下的一个新传奇。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大庸县工作,后来担任县委书记,领导和参与了张家界早期的旅游建设。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历历在目,感慨万端。

  开放张家界,振兴大庸县——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大庸干部群众的美丽梦想。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现在年逾八十的黄有为同志担任了大庸县委书记。那时,大庸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干部群众思想禁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战略思想指引下,大庸融入全国拨乱反正的潮流中,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要抓两件事:第一是抓好粮食生产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第二是大抓造林把荒山绿化好。随着人民公社经济体制解体,“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全面落实,特别是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庸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期,大庸以四个国营林场和37个社队集体林场为主干,发动老百姓荒山造林,林业生产在湘西自治州名列前茅。

  伴随着老百姓温饱问题的解决和林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全国经济形势的好转,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旅游的春风吹进三湘四水,穿过崇山峻岭,吹到了武陵山脉中的大庸县。对于旅游,大庸的干部群众经历了一个由感知——认识——决策到行动的渐进过程。

  张家界旅游是林业生产搭台,林业工作会议揭幕,上下左右经过两三年磨合达成共识,在省州领导和从中央到省州相关部委厅局的关爱支持下,靠大庸的干部群众艰苦奋斗做起来的。

  张家界的奇山异水是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就,张家界郁郁葱葱的林木是大庸人民育养和保护的结果。张家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是一个被人们不屑一顾的不毛之地。1958年,大庸在这里办起了张家界国营林场。场长刘开林同志艰苦奋斗二十年,“绿了荒山白了头”,带领林场职工和周边干部群众人工造林一万八千余亩,封山育林一万七千亩,到1978年张家界国营林场成了全国林业战线一颗璀璨的“明珠”。1974年春,当时主持全县农村工作的黄有为同志上张家界林场调研,就对张家界林场作出了“绿化好,景观好,经验很好”的评价。1978年春,湘西自治州革委会副主任彭祖贵和州林业局长李礼主持召开全州林场流动现场会,会上在推广张家界林场经验的同时,对张家界的秀美风光无不赞赏。会议期间,特地将省计委农林处王处长请上了张家界。后来,王处长为大庸连接省直相关部办委厅局领导,特别是省委书记毛致用同志上张家界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信使”作用。1979年8月中旬,省委第一副书记万达同志带队,各地区地委书记和重点县县委书记100多人登上了张家界,听取刘开林同志汇报后都参观了林场的自然风光。一致认为,张家界林业生产好,山水风光好,昼夜温差大,是一处神奇独特的旅游胜地,要开展森林旅游,向全国开放,张家界旅游开始升温。1979年,原大庸县委书记黄有为主持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派当时的县委副书记胡太灼上张家界兼任林场书记,加强对张家界旅游业的领导。时隔不久,又成立了张家界旅游事业领导小组,由胡太灼同志任组长,昌光荣(时任常务副县长)和向云炘(时任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任副组长,共由18人组成。下设办公室,周志德同志任办公室主任。并且在成立领导小组的文件中明确了“适时地开展旅游事业,已成为我县一项势在必行的光荣事业”。1980年,黄有为同志去桂林,考察桂林山水后心想“桂林山水甲天下”,能不能有个“张家界山水甲桂林啊”?“为什么要抱着金饭碗讨饭吃”呢?回到大庸后就在县级领导中统一思想,作出了“旅游兴县”的决策,并且组织和邀请县内外一些能说会道、善文善画和摄影爱好者,特别是一些名人名记者来张家界,写张家界、画张家界、摄张家界,将张家界推向海内外。为了给他们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1979年春节后,黄有为同志给刘开林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张家界悬崖峭壁,有毒蛇,而且护林山路荆棘丛生,对此,一定要派人开路、引路,确保安全;第二,要搞好卫生,热情接待;第三,他们的选点就是将来游客的看点,一定要搞好记载,为将来导游作准备。按照有为同志的安排,凡来者都是“座上宾”。

  旅游,是一项牵涉方方面面的综合工程,要面向全国、走出国门谈何容易。当年,经济刚刚复苏,搞旅游缺钱、缺人才,到长沙要经过湘资沅澧四条江河,一个单边就要近十个小时,困难可想而知啊。

  回顾历史,张家界旅游业提速,首先助推的是省委、省政府领导和州委、州政府领导以及国家到省州相关部委厅局的领导同志。1978年春省计委农林处王处长从大庸回到省城后,将上山的情况向时任省委书记的毛致用同志作了汇报,毛致用同志随即就派时任省林业厅厅长霍启明到了张家界实地考察总结,霍厅长当场就表态拨款20万元修公路。1979年春修路资金到位,大庸县领导雷厉风行,由县委常委、新桥区委书记李家志任指挥长、副县长龚继祖、林场场长刘开林任副指挥长,组织民工投工投劳突击35天,将沙堤板坪至林场场部全长10.5公里的简易公路拉通。为了将张家界旅游尽快搞起来,1979年11月省委书记毛致用同志亲自带领省直相关委办局主要领导20余人,在时任州委书记宁生同志陪同下上了张家界,对张家界的旅游开发作出全面指示。到1980年9月5日,时任省外事办主任兼省旅游局局长的杨山按照省领导的要求,组织有省旅游局、省民航局、省文化局、省建委等单位的领导参加的14人考察团来到大庸,在时任州委副书记黄杰臣的陪同下对张家界进行了全面考察。考察结束后立即向省委、省政府递呈了“关于建立张家界旅游开发区的报告”。1981年5月,国家林业部国营林场局局长周戈千应邀来到大庸,在时任县委副书记甘其受的陪同下上张家界进行实地考察。周戈千回到北京将情况向林业部和国务院相关部委领导进行了通报,使张家界旅游开发的热度大为提升。1981年8月上旬,国家计委农林计划局局长刘中一、副局长刘尧传和局办公室主任朱好生,在湘西自治州州长吴运昌的陪同下来到大庸考察,考察结束后提出筹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构想。这个构想,受国务院委托的国家计委领导人做了许多协调工作后,根据国务院意见,于1982年9月25日以计农(1982)813号下达《关于同意建设大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复函》文件,我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在湖南省大庸县张家界应运而生。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诞生使张家界旅游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旅游开发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开放张家界,振兴大庸县”的蓝图更加清晰地摆到了大庸的干部群众面前。为了实现这幅蓝图,黄有为同志和他的同事们作出了艰辛努力。森林公园诞生前,上山没有路,由县领导带着老百姓开山劈路,参加修路的老百姓一天只有三五分钱的生活补助,全做义务工,连续三十多天不下火线;马公亭坡上没有树,县委书记黄有为同志和副书记胡太灼同志亲自带领机关干部上山挖坑造林;山上没有吃住场所,县领导就“化缘”求助,有钱出钱,有物出物,上了下,下了又再上,建起金鞭岩饭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诞生后,很快设立了森林公园管理处。国家林业部对公园作出了总投资996万元的建设规划。省交通厅拨款310万元,大庸三万大军上阵,奋战一年,修好了县城到张家界全线23.7公里的四级公路。随着旅游开发条件的逐步改善,张家界旅游的步伐逐年加快。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沈从文、吴冠中、黄永玉、陈复礼等一批画家、摄影家、作家和记者捷足先登来到了张家界,他们为宣传张家界做了大量工作,为张家界的旅游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岁月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张家界旅游走向全国、跨出国门指日可待。

  回顾这段旅游开发的历史,我想,如果没有省州领导的高度重视,没有从中央到省州相关部委局领导的支持,没有大庸县领导的正确决策,特别是没有大庸干部群众的艰辛努力,“养在深闺”的张家界不知还要好多年才能引起外界关注,陈复礼先生的摄影作品挂在墙上作为艺术品被人欣赏也不知还会有多少时日啊。

  1983年年中,黄有为同志调任湘西自治州政府任常务副州长,我接任他在大庸的职务担任了大庸县委书记。大庸新的班子组建后,一致认为,仅靠农业不能振兴大庸,林业却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财富,地下又没有富矿,唯有国宝——张家界才有开发价值,才是大庸人民的希望。我们审时度势,决定以旅游为龙头,以农业为基础,围绕旅游大力发展工商业,三年打基础,五年发起来,在黄有为同志一届领导的旅游蓝图上锦上添花。整体工作方向是:开放张家界,开发天门山,建好旅游城,招引天下人。要实现这个目标,抓好飞机场、鱼潭水电站是基础,是关键。为此,县委常委分工由副书记张启尧主管、人大副主任周绍明协助、办公室副主任汪庭建一起上下奔波跑项目。他们在北京住防空洞,坐公交车,吃粗茶淡饭,最长时间一次就达87天,为张家界旅游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飞机场是重点工程的首选。我们在1984年上半年就开始筹划奔走。当时,我们多次请国家民航总局主管修建的副局长郭浩同志和省民航局的王献斌副局长到大庸勘察踩点,筛选机场场址。为了加快机场建设,国家民航总局同意投资2000万元,要求省里也出资2000万元,开始筹建工作。为促使省领导下决心,我和常委们研究,机场的拆迁征地工作由我们负责(现在回想此事有点胆大过头)。到1985年,当时相邻的慈利县也行动起来了(所辖的索溪峪旅游开发也如火如荼),毕竟当时属于不同市州,各有各的利益考虑和关系,因些,机场的定址一时出现了复杂局面。加上当时的中央一部门负责人到湘西自治州考察后给中央报告,认为湘西自治州贫穷落后,不宜搞旅游,不宜建机场,这样给机场建设又增加新的难度。这件事,“通天”到了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那里。由于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到1986年飞机场终于落户天门山下。

  筹办武陵大学是当时张家界旅游开发中的又一件大事。为了解决湘西自治州治贫和张家界旅游开发的需求人才,经原中纪委书记李昌同志倡议,决定在大庸筹办大学,并为学校题匾为“武陵大学”。按当时的构想:学校在大庸建,北京市高等院校对口负责办一个系,师资由院校解决(老师备好课从北京飞来张家界,授课完毕就从张家界飞去北京城),采取“社来社去”的招生制度,就地培训人才。因这件事牵涉全州,湘西自治州把它列为了州里的重点工程,由州里定位定格,直抓直管,州里定了一名常委作联系领导。为了支持办学,我当时提出了“帐算清,话讲明,人情做在明处,征地拆迁不留后遗症”的原则,以最低的出让价搞好了征地拆迁。到1989年,完成了整体规划,基本上搞好了“三通一平”,建成了教学办公主楼,修了教工公寓和学生宿舍,还盖建了招待所为前来讲学的北京教师提供食宿,这些都为后来挂牌教学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在我的理念中,旅游是一个生产与消费紧密结合的综合工程。从表面上看,旅游就是游山玩水,吃喝玩乐。从本质上看,它又是带动本地资源全方位开发,引领一方经济发展的朝阳产业。俗话说,“旅游不经商,两眼泪汪汪”,应该就是这个道理。为此,我们把修建麻纺厂和啤酒厂作为旅游发展的配套工程列为重点来抓。

  1985年,大庸办起了芙蓉时装厂,生产麻布绣衣。头年就发展农民绣工一万多,到1986年6月就生产了15.8万件,出口15.1万件,内销7000件。1987年,时任州委书记的杨正午同志带领10个县(市)的书记和县(市)长到厂考察,明确指示全州要学习大庸为农民办实事。国家民委和省民委对这个厂评价很高。由于绣衣质量过硬,国家和省质检部门从1988年起确定为出口免检产品。不久,国家计委派人来厂考察,决定在1990年给厂无偿投资135万元和免费提供钢材进行技术改造,要求该厂实现年产值过千万。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驻华官员在省妇联领导陪同下到厂考察后,拟定在1991年给该厂无偿提供100万美元资助。好事、喜事连串,可惜好景不长,1990年这个厂因各种原因垮了。

  当年,生产绣衣的麻布是从外采购的。大庸是苎麻生产区,且纤维指数高。为了挖掘这个优势资源带动农民致富和解决麻布绣衣的麻布问题,在全省苎麻生产大发展、麻织品热门上市的情况下,我们决定筹建麻纺厂,先纺后织,生产有大庸特色的麻织品,如麻布绣衣。麻布绣衣,是在城里设总厂负责设计、裁剪、拼装,设计裁剪好的料片分配到农村千家万户按设计图案绣花,最后由总厂将绣好的衣片缝制成衣,然后包装上市。这样,既可出口赚汇,又可为游客提供旅游纪念产品。同样的理念,我们把啤酒厂也列为了重点工程。张家界有好水,北京“五星”有技术,二者有机结合生产自己的啤酒,此事何乐不为呢?

  发展旅游,能源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1984年,在积极奔走为大庸飞机场立项的同时,我们开始了鱼潭水电站的筹建工作。鱼潭水电站是黄有为同志一届县领导就确定要做的项目,并且做了选址。1984年我们开始做勘探等前期工作。对鱼潭水电站,省、州领导非常关心,特别是省、州水电部门给予了大量的具体的帮助。当年,在旅游为龙头的思想支配下,我们筹建鱼潭水电站解决能源问题的同时,还构想从库内到大坝下游直到茅岩河,形成水上游览一条线,让山、水旅游配套成龙。建设鱼潭水电站,北京市领导王宪同志极为关注,1986年在省领导陈邦柱同志陪同下亲临现场进行考察,回京后责成北京市水利局将一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及配套设施捐赠给了大庸。在北京市和省、州领导的高度重视下,从1987年5月开始,改善进场公路,搞好库内开发性移民搬迁,运回北京捐赠机组,对温塘镇至青安坪乡公路库内段进行改道,开始大坝施工,为后来装机7万千瓦的鱼潭水电站的建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大庸人民为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抓重点工程的同时,“山上开发美丽的风景区,山下建设现代的旅游城”,我们有许多梦想。首先,实现撤县建市。1984年底,由时任县长的甘其受同志主持,以开发旅游为主要理由向上递呈了撤县建市的报告。1985年5月我们就收到了“同意”的批复。撤县建市的工作完成后,如何规划好、建设好旅游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当时,我们的构想是:山下住,山上游,改造提升老县城,把握从东到西主轴线,沿澧水扩建新城市。在红壁岩处筑坝发电,提高城内澧水段水位,于河边建设 “上海外滩”,于河上营造夜市乐园。同时,做到建设旅游城与开发天门山相得益彰。为此,在省建委领导的支持下,我们请来了同济大学的专家在大庸工作了近半年,为我们做好了规划。这个规划经市人大审定,后由市政府向上呈报,很快得到了批准。

  旅游龙头舞了起来,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大庸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城市建设和张家界旅游的开发出现新局面。以张金华同志为市长的市政府对外全面开放招商引资,对内深挖潜力扎实工作,全面推进大庸经济建设。位于且住岗的第二水厂于1986年开工,在1988年建成供水。万吨油库等工程也相继竣工。到1988年,大庸的旧城道路面貌换新,“主动脉”紫舞路开始破土动工,外域单位纷纷来庸建厂办企业,修宾馆、建招待所,给城市建设带来了勃勃生机。随着旅游事业逐年发展,省州领导及省州部委办局对大庸经济建设,特别是重点工程的关注热度不断升温,支持力度逐年加大。在旅游开发推动下,农村注入了新的活力,农民的商品意识大大增强,一些农村围绕旅游调结构,家庭开旅馆,农民当导游,形势喜人。在公园内,以胡太灼同志为书记、喻光晧同志为主任的管理处领导下,景区内石板路为主的游道全面完成,宾馆、餐饮和交通、电话等进入了全方位服务。到1988年底,上张家界游览的客人近百万,其中境外游客逐年增多,张家界旅游开始步入兴旺发达时期。

  回顾历史,令我铭记于心的是北京市对大庸的帮扶。1984年,北京市农科院的邹琰同志(常德人,老革命何长工的儿媳)在党委书记王玉同志支持下,让我们结识了北京市顾问委员会主任王宪同志。王宪同志听了我们的汇报后,随即请示了北京市主要领导,决定将大庸视为北京市郊的贫困县进行扶助。在省政府主要领导刘正、陈邦柱同志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王宪同志亲自挂帅,组织北京市农场局、水利局、供销社、农科院等7个单位对大庸进行对口支援,给大庸人民带来了不少福音:修电站,盖山庄,送奶牛,办鸡场……对鱼潭水电站王宪同志和原国家水利部副部长陈庚仪同志还亲临现场考察指导。1985年10月16日,大庸举行撤县建市庆典时,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明义同志和副市长黄超同志带队,对口支援单位的领导30多人风尘仆仆来到大庸祝贺,那情景、那气氛、那诚挚的情谊至今记忆犹新。大庸市升格后,不知是什么原因,大庸与北京市的联系反而不那么紧密了。后来,北京来的朋友对我说,王宪同志在临终前还在惦记我,还在牵挂大庸。想起来,真是惭愧啊!

  随着大庸旅游业快速发展,出人意料,1987年上半年突发了火烧水绕四门事件,大庸群众在水绕四门的房屋被付之一炬。事件发生后,因事涉两个地区,省领导高度重视,极为关注,立即派当时的省政法委副书记周敦扣和省公安厅原副厅长李怡红来现场调查处理此事,同时开始思考区划问题。火烧水绕四门事件调查勘察结束后,周敦扣来庸向我征求处理意见,我向他汇报了个人想法:一,是非要分清,不能和稀泥;二、老百姓的损失要赔,一分不能少;三、犯事人员可不抓,对其进行严格的法制教育;四、对参与事件的党员和干部党纪、政纪处理要严。后来,应赔给老百姓的80万元分两次到了位。在处理火烧水绕四门事件的同时,省领导积极谋划行政区划问题。事发后,时任湖南省长的陈邦柱同志来大庸视察,去桑植时把我叫上了他的车。在车上,我向他汇报了我们的想法:一、大庸市升半格,隶属湘西自治州领导;二、将森林公园、索溪峪景区、天子山合并成武陵源风景区,成立武陵源风景区管理局对其实施管辖;三、武陵源风景区管理局归属大庸市领导。这样做,可以消除景区内相互争斗的矛盾,还原于大自然;可以从北到南全方位开发湘西旅游资源,对湘西自治州实施旅游扶贫;可以让大庸市充分享受老、少、边、穷的优惠政策,加快旅游发展步伐。我还说,这样做,如果大庸富了,可以拿出钱来对相关兄弟县进行帮扶。对我们的意见,没有全被采纳,但省委、省政府站在全局和全新的高度作出了区划调整,最后大庸市升格为地级市。几年后,大庸地级市改名张家界市,“大庸”作为行政名称从此成为历史的记忆。(上文中所涉“张家界”之称主要是指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围范围)

  在张家界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回忆张家界旅游发展的历史,虽然有许多遗憾,但毕竟我们在当时条件下做了自己想做、该做的事。是对,是错,让人民去评说,让历史去结论吧!

  作者简介:刘国基,曾任原大庸县县委书记、原县级大庸市市委书记、毛泽东文学院管理处书记。

  (图片均来源于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编的《森林的记忆》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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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却旅游春风吹大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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